新能源车进入瓶颈期******
今年“国补”退出，将“扶上马又送一程”的新能源汽车交给市场。年初，部分车企选择涨价，但提前透支的销量和消费者的持币观望，让近期狂奔的新能源汽车大盘首现“降”字。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以下简称“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27日，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环比下降43%。市场作出选择，车企们也坐不住了。2月2日，传出蔚来终端“展车”降价10万元的消息，同日飞凡汽车推出新车型再降价格门槛。事实上，此前特斯拉、小鹏、问界已选择官降。业内人士认为，今年新能源车市进入“后补贴”时代，从“政策市”到市场驱动，势必会进入短暂调整期。
展车最高降价近9万
2月2日，一则“2022款蔚来ES6和ES8降幅最高超过10万元”的消息引发热议。随后，蔚来汽车相关负责人回应称：“2022款蔚来ES8、ES6和EC6车型即将迎来全新换代，目前还有少量展车和库存车可供销售，这部分车辆可以享受展车政策。”
一位蔚来汽车展厅工作人员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了降价消息。“降价10万元有些夸张，但如果达到所有条件，ES6最高优惠能到8.3万元，ES8最高优惠可达8.9万元。”该工作人员举例称，以一辆2022年款蔚来ES6为例，目前购车能享受3年免息、1.8万元的现金优惠并赠送价值3.9万元的辅助驾驶。如果消费者同意在蔚来置换二手车，还可享受1.5万元的置换优惠。此外，购买库存时间高于90天的车型，还可享受价值1.1万元的服务无忧政策。
蔚来在终端市场打出降价“组合拳”的同时，飞凡汽车则通过推新降低起售价门槛。飞凡汽车宣布，自2月2日起启动飞凡R7产品价值体系调整。其中，飞凡R7推出全新屏霸版产品线，车电分离畅享价调整至19.59万元起。
据了解，本次已是飞凡汽车今年内第二次调价。今年1月，飞凡汽车宣布，2月28日前购买飞凡R7可享受价值2.1万元的限时购车礼遇，车电分离价为21.85万元起。此次价格调整，该车型起售价直接降至19.59万元，较上次优惠价格下调2.26万元。
事实上，相比蔚来和飞凡汽车变相降价，今年初小鹏汽车与问界汽车直接选择官降。其中，小鹏汽车旗下车型最大降幅高达3.6万元。“官降后，消费者到店还可继续与销售人员商谈现金优惠。”一位小鹏汽车销售人员透露，P7车型的625与670版本，到店购车可享受1.5万元现金优惠，如果消费者用燃油车置换购车，还可享受1.8万元置换补贴。此外，G9车型也能享受5000元现金优惠。
透支效应显现车企承压
无论变相降价还是直接官降，新能源车企选择下探售价的背后来自市场压力。
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27日，乘用车市场零售量为98.5万辆，同比下降45%，环比下降43%。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为30.4万辆，同比下降1%，环比下降43%。
“国家利好汽车行业的购置税减半、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到期，以及前几个月产销偏高等，对车市销量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增长达到一个瓶颈阶段，今年“国补”退出后，销量增长会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认为2023年上半年供需两端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但需求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蔚来汽车董事长、CEO李斌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部分用户的购车需求提前释放。数据显示，去年12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高达64万辆，同比增长35.1%。
对于今年上半年车市走向，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政策刺激结束后的需求透支效应在所难免，今年乘用车消费内需可能承压。中信证券则预计，去年四季度将小幅透支今年一季度销量，产销波动的影响约为100万辆。“去年底，为抢占各种补贴窗口期，部分用户选择提前购车，透支了部分今年的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辉表示，“国补”退出后，消费者对于车价更为关注，涨价是柄双刃剑，平衡车型成本的同时势必会让消费者产生观望情绪，车企适时降价也是在试探价格需求底线。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