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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北京12月18日电 题: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孙晓波 佟西中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下一阶段中心任务,并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受访学者认为,中共以此表明将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目前学界较流行的观点,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以现代化创造出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所在。

  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这是中国实际情况与现代化普遍规律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路径同时也是目标。

  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被学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五个重要特征”。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据2022年相关人口资料,中国人口(约14.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18%,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1.45亿),3个欧盟(4.468亿),4个美国(3.32亿)。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未有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国家进入现代化。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委员张连起说,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进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2022年10月1日,民众在上海外滩滨江步道上一边跑步、一边挥舞国旗,欢度国庆假期。殷立勤 摄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必然是内在特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他说,相比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

  分析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多颇章乡嘎东团结新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技术人员为从海拔4300多米搬迁下来的群众检查夜间照明设施。宋卫星 摄

  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竹立家表示,对比西方一些国家依靠侵略、殖民、掠夺、剥削积累的原始资本实现现代化,中国选择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世界历史表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

北京长安街沿线2022国庆主题诸花坛中的“命运共同体”花坛,以地球、和平鸽、飘带为主景,寓意深化全球发展合作,共创共享和平繁荣美好未来。赵文宇 摄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竹立家看来,这些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9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王虎学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两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特质的规定”。他说,从价值导向看,也是人民至上、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张连起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形成了系统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他说,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在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看来,二十大报告相关内容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叶小文指出,长久以来,因占据现代化发展早期红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现代化话语权,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认为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生。他说,“中国共产党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逻辑的超越,重写了世界现代化理论。”

  一以贯之的现代化追求

  回顾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寻路现代化就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起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现在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已经越来越丰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贺新元看来,这一论断是路径和目标的合二为一,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融为了一体。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后发者的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路追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跃升,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

  2021年7月1日,即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中共正式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二十大开始,中心任务变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1年7月,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以建党百年庆祝大会景观为背景拍照留念。陈晓根 摄

  王虎学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且是唯一正确的必由之路,“这是在不断的探索、实践、斗争、革命、建设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且走得通的”。

  竹立家表示,从现代化的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是需要实践支撑,并由实践检验。中国已经用发展事实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行之有效的。

  在鄢一龙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但内涵角度各有侧重,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使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强国某种意义上可以画等号,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日就是民族复兴之时。”他说。

  那么,如何完成中心任务,实现百年奋斗目标,达成历史使命?二十大报告也给出了明确答案。

  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

  纵观人类发展史和现代化历程,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分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游玩。蒋启明 摄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发展路径上区别明显。习近平曾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表示,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理论也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迷信,开辟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现代化本身定义就是开放的,没有标准化的现代化模式。在王虎学看来,现代化代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怎么实现现代化,道路千条万条。他说,在现代化之路上,过去西方走在前面,所以话语被西方垄断,一度有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北京以高层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含蓄地选择自己的路径。”

  鄢一龙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它开辟了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完)

民众在重庆广阳岛一处露营地搭起帐篷,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何蓬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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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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