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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彩票2023-01-31 16:05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也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色,它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八纲辨证为指导思想,以望闻问切为诊治手段,以各种天然草药为治病材料,形成了理论体系完备、治疗科学合理、取材丰富、价廉物美的医疗特色,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身体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名家,如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孙思邈等,他们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宋代以来,许多文士也开始留心医学研究,将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和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进一步结合。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就是这种“儒医”精神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受儒医文化的影响,许多文士在创作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中医药知识,传播中医药文化,让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充满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在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表现尤为突出。

  明初《三国演义》在描写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涉及许多中医内容,诸如中医学理论、外伤治疗、养生保健等,华佗“刮骨疗伤”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水浒传》也涉及了许多中医药知识,例如瘟病的治疗、刀剑外伤的治疗及中医美容的方法。明代中期的《西游记》虽然是一部神魔小说,但书中也描写了孙悟空治病救人的故事,充满着浓厚的中医药思想。《红楼梦》是清代“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书中不仅包含了丰富的中医药思想,而且通过延医诊病、养生保健等内容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医学素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不愧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不但底蕴深厚,而且富有生命力,尤其是在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中医药这个宝库,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无疑是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为此,应《博览群书》杂志编辑部之邀,我们组织名家研撰了“听四大名著讲中医”这组文章,为正在与疫情顽强斗争的人们送去温暖与力量。

  ——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冉耀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 汤静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全书在描写群雄逐鹿、纵横捭阖、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伐的同时,也描写了各种治病救人的故事,体现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思想,涉及医学理论、疾病医药、治疗方法,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加深了情感氛围的营造,强化了作品主题的表达。

  辨证施治,治病求本

  “辨证施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即对病人的复杂症状进行观察和分析,综合判断病症,探求病机,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在“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治病求本”的宗旨。《黄帝内经》曾说:“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这一理论在《三国演义》中时有体现,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为了联吴抗曹,随鲁肃赴东吴,张昭竟以言挑衅,讽刺挖苦他辅佐刘备后,不但没有使其发展壮大,反而更不如前。诸葛亮面对刁难,不为所动,笑曰:

  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

  诸葛亮以病体衰弱来比喻刘备的困境,以用药、食疗之道来比喻治国大计。提出人患重病之后,身体抵抗力差,应当扶正固本,可先喝粥,服用平和之药;待病情好转,正气渐复,腹脏稍微调和,再以肉食进补,用猛药治之,便可祛除病根。反之,则很难保全性命,欲速愈而不达。此即中医常说的“病重者其药轻,病轻者其药重”,反映了古代中医辨证施治的智慧和经验。诸葛亮以治病作譬,雄辩滔滔,入情入理,义正词严,无懈可击,让东吴群儒折节叹服,最后促成“吴蜀联盟”,演绎了火烧赤壁的经典。

  还有第四十九回,诸葛亮神机妙算巧借东风。彼时,吴蜀两国定下火攻曹营之计。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周瑜在意识到盼东南风无异于守株待兔后,不禁气郁上升,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中医认为心主血藏神,大惊会出现心气紊乱,气血失调,甚至精神错乱的症状。周瑜病倒的原因就是受到大惊的刺激,导致气血妄行,心悸不宁,兴奋和抑制系统失去平衡,才会口服凉药而全然无效。诸葛亮知其忧,认为“须先理其气,气若顺,则呼吸之间,自然痊可”,遂写下十六字药方,自言能于南屏山祭借东风。周瑜闻罢,气顺病消,霍然而安。诚然,此处对诸葛亮的才略虽有“神化”之嫌,却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辨证施治理念。周瑜患疾是由“心病”,即盼东南风无望而起。诸葛亮施以“巧借东风”之良药,直达病灶所在,自然气顺而痊愈,此即所谓“心病须用心药医”之理。

  由是观之,“辨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中医如此,治国亦如此,医国之道与医人之理是相通的。如果国家“肌体”不畅,显露“病象”,也应辨证施治,治病求本。正如王符《潜夫论》所言:“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诸葛亮站在医者的角度探究治国之策,为相能经邦济世、修明政治,为医能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一位可以“医国”的“上医”。

  疾病描写,务求真实

  《三国演义》中许多疾病描写,都具有症候学意义上的真实性。既有触手可及的常见病,如董卓的肥胖症,司马昭的中风,孙策的金疮,关羽的痛风,张松的佝偻病,曹军的晕动病、水土不服等;也有层出不穷的疑难杂症,如刘备的痢疾,刘表的气疾,袁氏兄弟的吐血,曹休的疽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师的黑色素瘤等。其中,以瘟疫、刀箭外伤和情志病为主。

  首先是瘟疫。瘟疫在《三国演义》中从出现之初就蒙上了些许悲剧色彩,牵出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开篇第一回便毫不隐晦地陈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成因,桓帝宠信宦官,杀戮名士。灵帝即位,又有曹节等人弄权,“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就是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背景下,“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疫气” 就是疫病、瘟病,或者瘟疫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外感疾病。巨鹿张角凭借微末的医术,还有一部融阴阳五行、谶纬算命等内容于一体的《太平要术》,普施符水,救治绝望无助的灾民,很多人便追随他起义。再如第八十五回叙写曹丕遣三路大军伐吴,数十万兵马被内外夹攻,大败。“时值夏天,大疫流行”,造成“马步军十死六七”的局面,魏军纵使有心再与东吴重新交锋,也实在乏力,无奈只能引军回洛阳。三国混战,民不聊生,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

  其次是刀箭外伤。疆场上的厮杀和冷兵器的对决最容易引发骨折、脱臼及软组织损伤,甚至皮开肉绽而出血。第七回写孙坚攻打襄阳,单骑前往岘山,身中石、箭,多处受伤,脑浆迸流,寿止37岁。第九十九回孔明欲攻阴平、武都二城,派张苞、姜维等人前后围杀魏将郭淮、孙礼。张苞望见郭、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急忙追赶,不料连人带马跌入涧内。被后军救起时,头已跌破。无论是孙坚的“脑浆迸流”,还是张苞的“头已跌破”,均是暴力作用头部造成的脑外伤;第十八回夏侯惇与高顺、曹性交战,被射中左眼。第七十五回关羽中箭后,“归寨,拔出臂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摹写得栩栩逼真、有声有色,着意渲染刀光剑影下受伤者的各种面容、行止举动,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最后是情志病。中医将喜、怒、忧、思、悲、惊、恐七种情绪称为“七情”,一个人若情志过极,就会阴阳失调,进而气血不畅,最终引发腑脏之疾。《三国演义》中有很多因为情绪波动而致病,甚至死亡的例子。如第十三回,杨彪、朱儁力劝横行无忌的郭汜,却险被监禁。杨彪对朱儁说:“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间耳!”言罢,二人抱头痛哭,昏绝于地。朱儁回家成病而死;第二十三回,国舅董承见曹操依仗武力骄横恣肆,却无计可施,只能长吁短叹,最终感愤成疾;第一百四回,李严听闻诸葛亮病逝,“亦大哭病死”。此外,周瑜生气吐血而亡是“怒则气上”,诸葛亮心力交瘁而早亡是“思则气结”,夏侯杰被张飞一喝吓得肝胆碎裂是“惊则气乱”。

  治疗方法,各具特色

  中医在与各类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围绕着以辨证施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逐渐衍生出砭、针、灸、药四种治疗方法,尝试通过疏通经络穴位,启动脏腑原有的功能。《三国演义》中常用的方法是外科手术和内服汤药,在文化传承中创新,在潜心探索中精进。

  首先是外科手术,集中呈现在医技精湛的华佗身上。第七十八回,曹操遍求良医治疗风疾,华歆在举荐华佗时说:

  其医术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灸,随手而愈。若患五脏六腑之疾,药不能效者,以麻肺汤饮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开其腹,以药汤洗其脏腑,病人略无疼痛。洗毕,然后以药线缝口,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复矣。其神妙如此!

  华歆盛赞其擅长针灸、贴敷,精于手术,还发明了麻醉剂“麻沸散”。有了先前“治愈周泰金疮”“为关羽刮骨疗毒”的铺垫,华佗为曹操诊脉视疾便顺理成章。虽然华佗的“开颅取涎”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反倒为曹操的疑心所致而屈死狱中,但这位杏林巨子的精湛医术却永远令人叹服和钦佩。

  其次是汤药。《三国演义》对一些药材的性质、用途有准确的表述,用方纯熟。有“蒜齑”,一种用捣碎了的蒜浸醋做成的酸菜。第七十八回讲述华佗遇人有饮食不下之病,令其饮用三升蒜齑汁,吐蛇一条,病愈。此处的“蛇”是一种寄生虫,“蒜齑”就是杀虫的良药。华佗对寄生虫病的病因也有正确认识,即“多食鱼腥,故有此毒”。还有“诸葛行军散”(又名武侯行军散)也颇有疗效。第八十八回描写诸葛亮亲征孟获,时值五月,天气异常酷热,蜀中差马岱押运解暑药和粮食至军营。据考证,马岱带来的解暑药就是诸葛亮亲自配制的“诸葛行军散”。据《中医大辞典》载,此药为淡橙黄色粉末,气芳香,味辛、凉,由犀牛黄、麝香、冰片等八味药材按比例研磨、混匀而成。适用于中暑昏晕、心腹烦闷等症。还有“薤叶芸香草”治疗瘴气的记载。第八十九回记述蜀兵征战南蛮,山险岭恶,黄昏时分,烟瘴大起。诸葛亮在老叟的指点下,采得“薤叶芸香草”,军士口含一叶后,瘴气不侵。中医认为,芸香草味辛、微苦,有止咳平喘、祛风利湿的功用。

  养生保健,以治未病

  “养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黄帝内经》有言 :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这意谓人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养生,在没有发生疾病的状态下,预先采取养生保健措施,才能延缓衰老和防病于未然。《三国演义》所描述人物的日常养生状态比较斑驳,养生方法也不成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饮食养生。古人云:“安身之本,必资于食。”食物种类繁多,所含营养成分和气味亦不同。为了实现“延年益寿”的目标,需要合理调配,全面均衡地摄取食物,主味薄,少厚味,忌偏食、多食。第十四回曹操入宫议事,见正议郎董昭眉清目秀,神采飞扬,遂向董昭请教养生之奥秘,对曰:“某无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董昭所说的“食淡”,一是少荤为淡,二是少盐为淡。这样的饮食秘笈看起来稀松平常,却是养生追求的高境界,与道家所提倡的“恬淡为上,胜而不美”之说相通。道家认为人乃禀天地之气而生,万事万物都要顺其自然,不能人为斧凿。反映在饮食上,就是追求淡味。

  其次是方药养生。历代不少帝王都痴迷于“仙方”,以求长生不老。第一百五回载,魏明帝曹睿刚即位三年,便一意孤行,在许昌大兴土木,修“芳林园”,以期与神仙往来,获长生不老之方。博士马钧奏道:“汉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享国最久,寿算极高,盖因服天上日精月华之气也。尝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一盘,名曰‘承露盘’,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为屑,调和服之,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自是不可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中蕴含着积极的重人贵生的理念,丰富了中医防止早衰、延年益寿的实践及方法。

  最后是睡眠养生。中医认为,睡眠是人体阴阳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既能还精养气,还能健脾益胃。世人大都称颂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却很少关注他的养生方式——充足的睡眠。早年隐居隆中,诸葛亮过着躬耕陇亩的田园生活,且深谙睡眠之道。他称自己为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旁人言他是“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然而,处于苍凉乱世,他这条“龙”怎能安卧?无非欲借“睡”来韬光养晦而已。拥有充足的睡眠时,诸葛亮面如冠玉,容貌甚伟。走出茅庐后,身居丞相要职,日理万机,常常寝不安席,最后忧劳成疾。他的早逝愈发说明如果睡眠质量不佳,会对健康造成威胁。

  《三国演义》属于典型的世代累积型小说,是数辈人共同参与创作的结果。罗贯中将古今之事于谈笑间娓娓道来的同时,也在人物沉浮的字里行间传播中医经典、弘扬中医技艺。但需要强调的是,此书中与中医文化相关的记载和描述,并非局限于历史事件的简单重复和虚构世界的艺术创作,还饱含着作者对社会纷乱、人民疾苦惋惜、喟叹的情感温度。可以说,中医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让《三国演义》中“乱世无太平,乱世无长寿”的主题线索更加富有情节性,同时也给予了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和有益的人生思考。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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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处理好三对关系******

  作者:于家明(北京市委党校第23期局级研修班学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辩证思维,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在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中处理好效率与效益、有形与无形、硬件与软件的关系,稳步推动乡村振兴“提档升级”。

  在乡村发展中兼顾效率与效益的关系。效率指向数量和速度,效益保证质量和安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效率,更要提增效益,切忌随意搬用效率至上的衡量标准,轻易套用其他领域的发展模式,甚至简单挪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而应兼顾效率与效益,既要坚定改革决心,也要保持历史耐心,确保乡村发展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一是蹄疾步稳地推进城镇化。只有处理好城乡关系,才能切实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既需要顺应农民进城务工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趋势,也要处理好进城农民的定居、就业等问题,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可进可退,避免因为过度追求城镇化速度而造成的风险矛盾和社会动荡。二是完善乡村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既要鼓励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下乡,拓展乡村产业的市场空间,也要设立必要的“防火墙”,真正通过利益联结机制的设计和落地,尽可能地让农民参与到产业链条中,合理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实现外来资本和乡村发展的共赢。三是把握好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尺度。一方面,要着力于改变分散、粗放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通过推动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管理、精细化运营,加大农业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另一方面,要着力避免片面追求大干快上的倾向,坚决防止越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土地承包关系的底线,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生产要素的集中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秉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引导和帮助农民选用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农业生产方式。四是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这个问题上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如果只停留于一般的成本计算和交易互换,或是只着眼于农业生产总量而忽视结构性的缺失,就难以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所以,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树立保面积、保产量的责任意识,只有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才能将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乡村建设中协同有形与无形的关系。与城市相比,乡村在功能定位、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不同,要时刻牢记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始终遵循立足农村实际、体现乡土特点、符合农民意愿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规划先行,做到分类施策。要在充分掌握乡村的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现实状况、农民呼声等信息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村庄建设规划,是立即启动建设还是深入研究论证,是原址建设、村庄合并还是异地发展,都要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二是注重风貌保护,彰显乡村特色。要保护好乡村的传统景观、特色风貌和文化根脉,尤其要保护好乡村的生态环境,增强乡村的生态涵养功能,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让乡村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三是推动机制创新,挖掘生态价值。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在政府多年来持续开展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加持下,如何让生态化的空间资源成为一种生产资料和发展要素,激活大量沉淀的实体资产,为乡村建设赋予更多的开发价值,迫切需要在非标准化的产权界定、资源定价、市场交易等方面加大机制创新力度,更好为深化农村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农村空间资源生态化开发、让农民获取更加多元和长期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在乡村治理中融合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当前,乡村既保留着农业社会形成的原子化、慢节奏、自循环的传统生活方式,也经历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塑造的组织化、快节奏、交互性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因此,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硬件意义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也包括软件意义上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一是要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体现农业农村优先。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推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下乡,并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全民普惠、城乡一体。二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少数”。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为基层赋权增能、下沉资源,创造更好的干事创业条件;要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并大力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的广阔天地中建功立业,让党的“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切实转化为农民看得见、摸得着、有获得感的具体成效。三是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基层实际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乡村与城市有着不同的治理逻辑,要立足于农村依然存在的“熟人社会”特点,警惕项目工程思维和政府体制运作方式过分介入农村基层治理,避免农村基层成为失去政治动能和自我调节功能的被动治理对象,通过不断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将法治的刚性、德治的柔性和自治的韧性有机结合,持续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持续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效能感,真正实现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生动局面。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要以系统观念认识和处理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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